黄哨山,又名皇上山,传说主峰乌龙岭气势雄严,如皇帝坐金銮殿,故得名“皇上山”。它矗立在茅坪古镇的北边,其主峰海拔1029米。自清水江南岸望过去,这山从江边拔地而起,高耸云端,气势磅礴。山的海拔虽然不算很高,但却以险峻奇秀而著称。《黎平府志》称之为“黔山第一险径”。旧时,茅坪一带有民谣道:“黄哨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脱帽,马过要下鞍。”
在清代,黄哨山是黎平、镇远两府的分界山。而今,它又是锦屏、天柱两县的分界岭,“水倒茅流,两县各收”,山顶坳上过去筑有分界土梁、立有两县的分界石碑。北边锦屏县一侧为青石板路,而北边天柱县一侧则为鹅卵石花街道。过去茅坪一带有歌唱道:
镇远黎平相交界,皇上山坳两分开。
黎平这边石板路,镇远那边是花街。
早在元代,黄哨山即是官道所经之处。元代设置的大土司思州宣抚司,管辖今锦屏、黎平、古州(榕江)一带地方,这一带的诸小土司与思州宣抚司的往来联系即是通过这条道路。明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寻借口废掉了不听管束的思州大土司,以其地建置黎平、新化、镇远、思州、铜仁等8个府,隶属贵州布政司管辖。因清水江中上游苗疆“阻隔”的缘故,黎平、新化两府不能取直径上省,而需往东边湖广的靖州、会同、新晃绕道进入思州后,再上贵阳。明代中期后,黎平府官员上省大多改走直道,即黎平——新化——铜鼓——天柱——镇远,这条道便成了黎平府沟通省城贵阳的主要通道,黄哨山因其所据位置的重要成为这条通道上的要津。
清雍正时期,朝廷着力经营清水江中上游苗疆。为了“开辟”苗疆的需要,雍正五年(1727)在朝廷的批准下,对贵州、湖南两省交界的南部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将原来隶属于湖广省靖州的五开卫改为开泰县、铜鼓卫改为锦屏县,同时将开泰、锦屏县和天柱县改隶贵州省黎平府,完成对苗疆地区的东部围堵。雍正六年(1728)“开辟”行动开始后,为便于军用物资的运输,将黎平——铜鼓——天柱——镇远——贵阳的行政通道改造升级为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驿道,主要用于运输军用粮草物资、传递军情。这条道路的价值于是陡增,黄哨山成为这条驿道上的塞隘,战略意义于是凸显。当时,官府在山脚的茅坪寨设有驿馆,专门负责接待上下往来的军政官员和差役,山脚、山顶都设有驿铺,驻有官兵,专门负责军事和行政公文的传递。随着“开辟”进程的推进,往来行人(主要是军队和行政人员)不断多了起来。于是,茅坪等附近的民众便在山脚、山腰和山顶开设有供行人歇息饮食的简易酒家。
黄哨山山势峻峭,道路陡险。其道路在山间盘旋,弯处如锯齿,直处若悬针,上下行者无不望而生畏,抬着官员轿舆上下遂的民夫更是举步艰难,以致被过往旅客“封”为“黔山第一险隘”。嘉庆九年(1804),黎平知府冯兆珣乘着轿舆经黄哨山道往黎平赴任,因道险故,弃轿“手持足撑”而下,及至茅坪,“精力俱疲”,“梦魂犹惊”,感叹“若非目睹,臆度皆虚”,“余犹如是,行旅何堪?”以后每次上省公务或回家省亲经过此道,愈感此道比贵州著名的险道落鹰岩、拉帮坡更加艰险。作为黎平府物资、信息出入的主要干道,怎么能长此以往?特别是他的幕僚、黎平府主管教育的李教授回贵阳市省亲过黄哨山时不慎坠崖,致腿折断,严重影响工作。这事对冯兆珣震动很大。他于是痛下决心,决定将整修黄哨山道路列为重要“德政”来抓。他先是派员前往勘查并作设计,“狭者使宽,陡者使平,人力所不能辟者则迂道以避其险”。然后,他从官府发给他的养廉银中拿出800两作为工程经费。嘉庆十一年(1706)三月,组织茅坪民工修建。这年七月,冯知府出差省城经过黄哨山时顺便检查工程进度,得知他所捐800两银已经用罄,但仍有800两缺口。若再捐集,不但“虚糜岁月”,而且“徒扰闾阎”。于是,冯知府又慨然从养廉俸中捐出800两将资金缺口填补(实际用去300两)。这年九月,工程告竣,从山脚至山顶,计砌青石板5000余级。距山顶约800米,因山势陡险,将道路修成18道弯拐,盘旋而上,故称之“十八盘”。距山顶不远处,因坡陡路窄,路外侧还围以十余丈长三尺高的石栏杆。经此一修,道路状况较前大有改观,行人上下之便利又过于落鹰山道。
这条计费银1100两修出来的新道,成为冯知府念念不忘的政绩。他在亲自撰写的《捐修黄哨山碑记》中这样记述:
嘉庆九年,余以刑部郎中出守黎平,次年三月,由镇远赴任。同僚惊相告曰:“是将走黄哨山也”。余意贵州所在皆山,其最险而峻者,则有落鹰岩、拉帮坡,余昔亲历,想不过如诸山。等及过天柱,缘山阴而上,及于顶,倏有役夫数十人群相拥扶,且懔懔有惧色。俯面视之,江环如线,山伏如羊,路石如锯。其直而陡也,亦如针之悬。手持足撑,精力俱疲。如斯险处,连络有三。比及茅坪安寝,魂梦犹惊,始知黄哨为黔山第一隘径也。吾乃叹是非目睹,臆度皆虚。斯路之难,余犹如是,行旅何堪!于是有兴修之志。六月,府署学李教授来黎请假,询之,则曰坠跌黄哨山,腿折成废。余心恻然,而创修之意遂决。爰命家丁往度形势,狭者使宽,陡者使平。人力所不能及者,则纡道以避其险,即今所修之路也。捐费八百,命工庀材,始于丙寅春仲,越及七月,余因公至镇远,少憩于半山之茶棚,茅坪士庶持簿来请曰:“前捐资告竭,非集腋无以成功。”问需若干,则仍以八百为请。余应之曰:“募化完工,非数十年不可。且事求诸人,不可必得,徒扰闾阎,虚靡岁月。”因复捐廉俸,以蒇厥事。余九月犹在省,而来报者曰,黄哨完工已旬日矣。急询其故,始知工匠筑厂山半,掘土数寸,青山磷磷,前之搬于四十里外者,今则在跬步之间。两月工成,费仅三百。统计阅七月而告竣,行人方便,又过于落鹰诸山。自忆黎平出守,德政寥寥,而一念之功,神明赞其功,行人享其利。敢谨记始末,俾后之来守土者岁时加修,垂于勿替云。
及至民国初年,这条古道多有损坏,行人又多有不便。民国8年(1919),茅坪龙安谱、龙燮廷等复倡议募资维修。此次维修计费元钱278.8千文(每千文约白银一两),均为史振泰顺、刘顺泰和、陈祥茂、严顺太、永顺和、陈松泰、吴敬斋、刘义生8家驻茅坪的木商所捐,其中捐资排前两位的分别是史振泰顺94.8千文、刘顺泰和66.8千文。通过这次维修,黄哨山道“无稍残缺”,过者不再“恒嗟行路之难”。民国30年(1941)桂林至三穗公路修通,黄哨山就不再是要道所经之处,于是渐被荒遗了。
也因为山险道难,黄哨山历来都成为过往仕人骚客借以抒发人生感慨的地方。清乾隆时,锦屏知县董淑昌经黄哨山赴铜鼓(旧锦屏县城在今锦屏县铜鼓镇)赴任时,留有《早过黄哨山》诗:
第一峰头驻马看,朝烟散尽见江湍。
岭含晓色千重霁,风动天声万里寒。
故国遥腾沧海气,孤身远隔碧云端。
殊方莫怪无消息,水复山稠雁度难。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当时黄哨山道路的险难和锦屏等地区的偏僻落后,来到这里,就仿佛与世隔绝了。
道光二十七年(1847)隆冬时节,从安顺知府调任黎平知府的常恩在给其继任者、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的胡林翼的信函中,这样描绘黄哨山的险和美:
拜别后,山川跋涉,备极惊骇。良因此间道路自镇远以下,宽不盈尺,而十步之中不知几费曲折。兼之天气严寒,行至黄哨山巅,其高峻如登天外,坚冰挂树,积雪压峰。四顾明朗,恍若身履玉山。古人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前人亦履此地,更不知当作何吟咏也。
光绪十五年(1889),开泰知县赵一鹤经黄哨山往开泰县城(黎平)赴任,留有《黄哨山》诗3首。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位赵知县的仕途人生充满着难以言表的坎坷。其诗云:
其一
森森万木碍晴空,林表钟声度晚风。
不向岭头回首望,哪知身出绿云中。
其二
下山转较登山险,客路何如世路难。
且醉茅坪今夕酒,一灯疏影梦长安。
其三
峭壁人行若蚁悬,危栏半折补云烟。
雄心欲叱王尊驭,黄哨山高极暮天。
民国初年,贵州辛亥革命元勋兼诗人、茅坪邻村阳溪的龙昭灵在多次涉经黄哨山险道后深有感触,遂将其险峻与自己艰难多舛的革命生涯相结合,写下了著名的《黄哨山行》诗:
黄哨山高上下难,难莫难于半山险。
处之石槛杆,
俯视山腰悬绝壁,仰视山头入云端。
马意踟蹰仆心怯,一行一驻一长叹。
屏山四万八千丈,鸟道中开盘又盘。
瀑布直飞山崖里,路旁水井为谁干。
君不见,
王阳回马九折坂,雄心多为路摧残。
又不见,
后来王尊叱驭过,丈夫历险披忠肝。
用此我心怀无极,挥鞭长啸山谷寒。
1945年上半年,国民党第二十军等部队为避日军锋芒,移驻锦屏地区,中层军官彭云志与锦屏当地文士杨操白、杨寿昌等登游黄哨山,写下《重阳登高》:
年来重九怕登高,击目中原想俊豪。
黑铁有灵终射虎,朱衣无术敢乘鳌。
自惭将领心多恨,浪说侯封念已消。
满眼荆榛删不尽,避秦无处可逍遥。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在日本铁蹄大举入侵,国家残破,人民痛苦的景况下,作为国家军人未能到前线杀敌报国,而是在边远山沟里缩躲的愤怒与无奈的情愫。
黄哨山是一座文化名山,同时也是净化心灵的佛教胜地。
中国的佛道两家都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修行者沉浸在青山白云、流水清泉之间,领悟生命的真谛。深山里的古刹,常常是道人们的修行悟道之所;丛林间的禅院,往往是僧人们参禅悟空之处。所以,古云:“天下名山僧占多”。
因自然造化,黄哨山峻秀奇险皆兼而备具。山顶上古木参天,云雾缭绕,天生仙山胜境。之所以,黄哨山便成为追求远离尘世、山水优美、环境幽静的佛家修行悟道的理想之地。相传明代中期,湖北高僧甄道乾云游至黄哨山顶上,见这里层峰叠翠,古木荫蘙,仙雾缥缈,云天相连,远处山麓有清江如玉带萦绕,心下甚喜,认为这里便是他四处找寻的修行佳处,决意在此建寺修行。于是,遂四处化缘。历经两载艰辛,终在山巅古树林间因地制宜地建起了一座有正殿五间、左右斋房各两间的白云寺。其朝向清水江的山门,气势恢宏,一条青石板道蜿蜒而上,两侧古木翠竹交相掩映。寺内大雄宝殿敬供释迦牟尼、四大天王、八大金刚、十八罗汉等像,气氛肃严。自此而后,黄哨山上晨钟暮鼓,佛歌悠扬,信众云集,香火不断。清康熙《天柱县志》载:“黄少山,去城七十里,旧立庵于上。与黔属茅坪接壤。对山有五龙岭。传唐王巡至此。”
凡高僧大德者,多系才学渊博人。于是,寺庙也就成为文人聚会和文化播传之所。黄哨山白云寺也不例外。白云寺建成之后,不但成为了周边信众寻找精神寄托之场所,同时也成了过往文人落脚憇息和交流思想、净化心灵的地方。晚明时,湖广晃州知府吴赓虞宦游至此,在与僧人一宿交流后,留下了一副颇富内涵的楹联:
曲径云封留客扫,禅门月静待僧敲。
这副对联,写出了在边远云天山寺中修行悟道的僧道的寂寞,写出了他们对知心朋友前来交流以化解孤寂的强烈渴望,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在与寂寞作斗争的艰苦修行生活。
还有,清咸丰六年(1856),黄河两岸水陆提督陈天佑公干途经黄哨山,在白云寺小憩,感斯境之幽静、斯僧之怡然,也留下一联:
石磬声声绕岭飞,引石龟听法,古柏参禅,万物皆随空寂意;
木鱼阵阵和风舞,趋后世情魔,前生累业,众生尽得释门真。
清光绪后期,山顶的白云寺又曾一度兼作儒学书院。说到山顶的书院,就得提到晚清名儒曾廉。
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旨在强国的戊戌变法,要求国家实行改革。但遭到朝廷上下一大批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国子监助教曾廉便是代表。曾氏虽然思想守旧,但忧国忧民,曾上书慈禧太后,建议诛杀康、梁等人。稍后,他又极力支持义和团运动,反对外国列强。义和团失败后,曾氏被朝廷通缉,于是化名“曾夏阳”南下逃亡。光绪二十八年(1902),曾氏潜游至白云寺,为住僧友纳,遂在此隐居。
这位学富五车的儒学大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在白云寺住下不久,便滋生办学课徒之念。于是,在寺僧和茅坪等周边民众的支持下,曾氏在寺院旁办起白云书院,收纳天柱、锦屏两地青年才俊教授儒学。在开学的当天,四乡群贤毕至,父老云集,曾氏亲书一大气磅礴的楹联于书院大门:
倚槛凭栏,俯瞰清江秀水送来涛声贯耳;
登楼附阁,环观天柱名山都向此处低头。
曾氏在山上办学,将当正在变革时期中国的封建文化思想从京城带到了边远的“天末”,使这里的人们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从皇帝身边带来的气息,感受到了国家在跳动的脉搏。
曾氏在黄哨山上办学一年有余,因其品端、行正、博学,大受欢迎和尊重。他教育学生品要端,行要正,诚信守礼;要志存高远,爱国爱民。当时的青年才俊、以后成为清水江乃至贵州文化名家的锦屏县阳溪龙昭灵和天柱高酿上花龙秀三、春花龙秀腰、邦寨吴用竹、岑板吴见举等都出自其门下。
稍后,曾氏周游天柱、锦屏(今铜鼓)、黎平、镇远等地讲学,课陡之余,著书立说,在锦屏(铜鼓)掘阅园居住期间改编《元书》108卷,在天柱所著的诗文集《瓜蠡庵集》18卷后流传于高酿地区。
民国13年(1924),川军熊克武部由黔入桂,途经黄哨山,被茅坪等地民众武装袭击,死伤多人,熊遂迁怒于白云寺,命人纵火,白云古寺遂化为灰烬。民国中期,附近信众复集资再建,“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破四旧”的红卫兵们焚毁,所有功德碑悉被砸烂。至今所看到的单栋木结构寺庙是1980年代初附近村民集资所建的。当年的鼎盛辉煌,只能从寺前残板和四周苍树间去寻找和领略了。
黄哨山上建有寺庙后,这座山就成为令周边民众敬仰的神灵之山,很多信众不顾山途险远,纷纷前来拜佛求签。当成为繁忙的驿道后,这里又成为笃信佛教因果报应的信士们修阴积德的地方,有人义务整修损坏的道路,有人暑热天在山道上免费给上下行人提供茶水、甜酒,有人甚至义务为上山困难者抬运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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